内容来源：泽平宏观

作者：恒大研究院任泽平、罗志恒、贺晨、华炎雪

 

导读：双方经过强硬试探，7月6日中美贸易战正式打响第一枪：7月6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国违反世贸规则，发动了迄今为止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这种征税行为是典型的贸易霸凌主义，正在严重危害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安全，阻碍全球经济复苏步伐，引发全球市场动荡，还将波及全球更多无辜的跨国公司、一般企业和普通消费者。

只有深入研究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的经济社会背景，清醒认识特朗普新政的核心、诉求和底牌，才能避免战略误判，着眼长远，沉着应对。

 

l  美国发动贸易战有历史必然性

特朗普竞选总统逆袭、美国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以及民粹主义盛行，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具有深层次的经济社会背景和历史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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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QE和零利率导致资产价格大涨，美国收入分配差距空前拉大，制造业大幅衰落，底层沉默的大多数被剥夺感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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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货物贸易逆差创2009年以来新高、再度接近峰值，近年美国政府、企业和民众在全面反思过去长期支持并主导的全球化对美国的影响以及美国受到的“不公平”待遇问题。其中，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占美国逆差来源的46%，与60年代西欧、80年代日本类似，当前的中国成为美国转移国内矛盾的重要对象。

美方认为中美贸易失衡和美国制造业衰落主要责任在于中方的重商主义，希望系统解决造成中美贸易逆差的深层次体制机制和结构性问题。6月2-3日市场充满期待的中美经贸谈判，结果无果而终，罗斯在北京的讨论不仅聚焦于削减贸易赤字，还包括中国有争议的贸易和产业政策，“这不仅关乎（中国）购买更多（美国）商品，这关乎结构性变化。”“中方要求特朗普政府公开宣布不会征收关税，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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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五年中国占全球经济规模比重从11%上升到15%，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就、十九大报告、“中国制造2025”、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展示了中国经济的勃勃生机和宏伟蓝图，新冷战思维引发在位霸权国家遏制新兴大国崛起。

美方认为中国是政治的威权主义，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贸易上的重商主义，国际关系上的新扩张主义，这是对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的全面挑战。中国经济崛起挑战美国经济霸权，中国进军高科技挑战美国高科技垄断地位（国际分工从互补走向竞争），中国重商主义挑战美国自由贸易，中国“一带一路”挑战美国地缘政治，中国发展模式挑战美国意识形态和西方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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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美经贸关系经历了从破冰到合作再到遏制、从贸易自由化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历史性巨变：七八十年代美苏争霸，为争取中国，中美关系破冰；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谋求中国合作“反恐”，在美国支持下，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2008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潜在竞争者”，随后爆发次贷危机，美国忙于应对国内经济；随着美国经济复苏以及中国日益崛起，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首次定位为“战略性竞争对手”，中美开打贸易战。

中美贸易摩擦服从于世界政经局势、社会意识形态演化以及中美关系，要深刻认识到此次中美贸易战不同于以往的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历次中美贸易摩擦均由美国主动挑起，中国有妥协有斗争，总体上中国化压力为动力，走向更加开放。

 

l  特朗普政府在中美贸易战中的诉求和底牌

中美贸易战的直接原因是贸易失衡，迫使中国进一步对美开放市场，“让美国再强大”，深层次目的在于试图重演80年代美日贸易战以遏制中国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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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失衡既有中国部分领域开放度不够、部分产品进口关税较高、政府给予部分国企补贴以保护发展中的幼稚产业等原因，但更主要、更深层次的七大原因具有长期性和根本性，贸易战解决不了：中美经济结构、全球价值链分工、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元嚣张的特权、美国低储蓄过度消费模式、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美国大量跨国企业在华投资等。这在当前美欧、美日贸易战均有清楚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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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四面开战，在外部提高关税，在内部大幅减税，这两大措施既提高了全球出口到美国的成本，也降低了在美国生产的成本，其目的在于吸引资本回流和“再制造化”，进而实现“让美国再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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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的政策主张和班农传递的民粹主义理念基本一致，5月4日美方要价清单展示了其真实意图：中方削减2000亿美元对美贸易逆差；停止对“中国制造业2025”的补贴和支持；保护知识产权；降低关税；扩大农产品进口；改进美方在中国的投资限制。其中，“中国制造2025”被三次提及。

只有客观、理性、清醒地认识美方真实意图和底牌，才能作出客观理性的战略判断。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领域并不是中国更具比较优势的中低端制造，而是《中国制造2025》中计划主要发展的高科技产业，包括航空、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赤裸裸的遏制，展现了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美国利益优先思维。新冷战思维引发在位霸权国家遏制新兴大国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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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仅是贸易战，而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是由于发展模式、意识形态、文化文明、价值观等差异所引发的世界领导权更迭之争，其未来演化的参考模式不是过去四十年中美贸易摩擦的模式，而应参考英美世界领导权更迭、日美贸易战等的演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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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0-1990年三十多年时间里，日美之间共发生过6次大型贸易冲突，先后涉及到了纺织品行业（1957-1972年）、钢铁行业（1968-1978年）、家电行业（1970-1980年）、汽车行业（1979-1987年）、电信行业（1980-1985年）和半导体行业（1987-1991年）。从早期的日本“自愿限制出口”（纺织、钢铁、家电）到不得不接受自愿扩大进口、取消国内关税（如汽车行业）、开放国内市场（如电信行业）、对出口美国的产品进行价格管制（如半导体产品）等条件，日本汽车厂家甚至选择直接赴美投资，以不断满足美国花样百出的诉求。但是日美贸易战并未根本解决双方贸易失衡问题。

因此，除了贸易战之外，美国还对日本挑起了汇率战、金融战等。1985年，在美国的主导和强制下，美、日、德、法、英等签署了“广场协议”，日元兑美元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升值；1989年，美国与日本签订了“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要求日本开放部分国内市场，并直接强制日本修改国内经济政策和方针，之后日本政府通过举债的方式进行了大量的公共投资（参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陈昌盛、杨光普：《应对美国贸易大棒：日本的经验与教训》）。

“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导致贸易顺差减少，经济增速和通胀水平双双下行，为应对“日元升值萧条”，日本银行开始不断放松银根。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国内过剩资金剧增，为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提供大量的流动性，进而推动了投机热潮的高涨，最终酿成了1991年平成泡沫的破裂，日本从此陷入了“失去的二十年”，再也没有资格挑战美国经济霸权，日美贸易战才以日本金融战败宣告结束。

 

 

 

l  恒大研究院：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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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协议签订前，日本GDP占美比重接近40%；中国当前GDP占美比约60%。按照6%左右的GDP增速再增长十年左右，即大约在2027年前后，中国有望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与80年代日本不同，中国不会拿核心利益作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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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新经济的独角兽企业来看，美国和中国占了超七成以上的企业，展现了中国新经济的勃勃生机。据CBInsight数据统计显示，从2013年至2018年3月，全球共有237家独角兽企业。其中来自美国的共118家，占49.78%；中国紧随其后，共62家占26.16%；排名第三和第四为英国和印度，分别有13家和9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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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与美国的差距在缩小。中国工程师人数逐步上升，理工科毕业生逐年增加，中国从人口数量红利转向工程师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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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快速崛起，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总额比持续上升，并且进军高科技，中美产业互补性逐步削弱、竞争性逐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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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大国兴衰的世纪性规律和领导权更迭来看，贸易战是中国发展到现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和必将面临的挑战，难道你以为美国会自然地把世界领导权拱手相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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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未来不排除从贸易战扩大到汇率金融战。

 

 

 

l  谈判策略：力争达成共识，守住底线，寻求共赢，避免最坏情形和摩擦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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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要有基本共识和谈判前提：中美双方必须管理好贸易争端，防止升级，否则受损的将是两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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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共赢来缓解中美贸易失衡：中国可以主动扩大进口，美方在贸易上的大部分诉求得到不同程度满足，有利于满足中国人民消费需求和削减美国贸易赤字，努力寻求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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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积极推动对外开放和结构性改革，双方可以进一步推进、磋商和明确：扩大制造业产品和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放开投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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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原则是守住底线：发展高科技，不拿核心利益做交换，坚决抵制遏制美国的霸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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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问题是，美方必须清楚，中国单方面作出努力不能解决美国贸易赤字问题。虽然中美贸易谈判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一些深层次问题并未解决：美国过度消费模式、美元霸权、美国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全球价值链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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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赢得时间窗口来去杠杆、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转型高质量发展：务必保持清醒，继续谦虚学习、韬光养晦，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

 

 

 

l  沙盘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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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边打边谈，以“升级—接触试探—再升级—再接触试探—双方妥协”的逻辑演化，打是为了在谈判桌上要个好价钱，斗而不破。但中长期随着中美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和经贸竞争性的增强，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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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管控失当，中美贸易战全面升级，不排除后续扩大到金融战、经济战、资源战、地缘战等，美方将动用其二战以来建立的霸权体系从贸易、金融、汇率、军事等全方位遏制中国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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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是贸易战，还是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网络、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全方位综合实力较量。美国积累起贸易（对华摩擦的五大方面）、货币金融汇率（对日本）、资源战（对欧洲）的多维打击经验和手段。初步判断，贸易战之后可能是汇率金融战。

 

我方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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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欧盟、东盟、日韩、南美、非洲与“一带一路”国家，寻求WTO等国际协调机制，避免贸易战升级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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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萧条贸易战、日美贸易战等来看：贸易战一旦开打，注定两败具伤；如果一方提高关税，另一方不提高，受损更大，所以必须以战止战，这就是囚徒困境；从大萧条贸易战看，越早退出金本位、实施扩大内需政策的国家越早经济复苏，所以汇率贬值、减税、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应对贸易战外部冲击的很好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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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霸权是内部实力的延伸，中美贸易战，我方最好的应对是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冷静和战略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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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中美贸易战之前，国内存在一些过度膨胀和过度自信的思潮。中美贸易战无异于最好的清醒剂，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科技创新、高端制造、金融服务、大学教育、关键核心技术、军事实力等领域跟美国的巨大差距，中国新经济繁荣大部分是基于科技应用但是基础技术研发存在明显短板，我们必须继续保持谦虚学习，必须继续保持韬光养晦，必须坚定不移地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从这个意义上，此次中美贸易战未必是坏事，转危为机，化压力为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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